作者：潘小松
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是有资格回忆的，尽管有时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老。记忆虽然是八分不可靠的东西，但有记忆仍然是件很堪回味的体验。这种体验比当下的所作所为内容要温馨些，隽永些，像香菱学诗时体验到的橄榄味道。至少关于书的记忆如此。
2010年夏末秋初，或者秋末冬初（看看吧，记忆就这么不可靠），我回了一趟三都岛。所谓“故园三十二年前”大概就是这种况味。岛上的老“新华书店”字迹模糊，店主人怕是早就归了道山了。奇怪的是，我脑子里仍有他的音容，却怎么也记不得他姓什么了。那是人民公社一级的新华书店，店主人是个“国军”排长级别的投诚人员，四川籍贯，乡音不改。当年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。
不记得怎么开始的，他会留一些进得不多的书等我去选。比如第一版第一卷姚雪垠著《李自成》。那是个天宽地阔的本子，印象是竖排本，橘黄色封面，比后来的小开本疏朗多了。
我们那两栋随军家属楼里喜欢书的人不多。韩家的小子读书很广，能看《基辛格回忆录》和《阿登纳传》，喜欢在星夜里聊天，在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上。张姓叔辈也喜欢书，我现在印象里的《李自成》是他拿在手里的，鼻上架着老花镜。
我自己的读书回忆是父亲给我们念连环画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和《我的大学》。其中讲外祖父母的章节和舅舅及表兄弟的章节印象最深。麻雀棺材和“金表出汗”之类就很吸引好奇心了。这种阅读的乐趣此生再也不曾有过。
我不知道是怎么对外语产生兴趣的。大概是因为姐姐看的一本小画书里有海港工人学外语的故事，什么“雷弗洛薰”（revolution）之类。父亲请到福州出差的战友买回一摞外文书，其中有英文“毛选”，有英文版《高玉宝》；还有一本不记得名字的越南小说，黄颜色的纸封面。当时耗资11元，相当于现在的1100元。这大概是我家最上算的投资了，因为我的高等教育靠这点英文知识完成，我现在的薪水也因为这点英文知识得领取，甚至目前大家抢破了头的职称也靠这个获得；假如不出意外，可能退休金也靠它支领。
那时候岛上有个瞭望塔。守塔的士兵喜欢在夏天下棋。我就把他们学习的《毛选》红塑料皮剥下来，保护我自己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这大概是我于书方面产生怪癖的开头。
岛上的阅读是我现在语文水平的基础。虽然大家不怎么高评价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和《西沙儿女》，我仍然觉得他老人家是我的语文启蒙老师之一，比我的现场作文老师教给我的要多。《向阳院的故事》至今是我喜欢模仿台词的文本：“唔唔唔，他刻猴……”
我怀揣着这几本小说给我的语文知识，随退伍的父亲回到母亲的原籍上海。这时候才真正接触到旧书和大本的新书。我的买书豪举再次惊人：这回是花了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三卷本《辞海》，记得是50元上下，相当于今天的5000元！当时刚创刊的《外国文学研究》一厚册0.70元，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。第一期蓝色封面，托尔斯泰肖像；第二期黄色封面，忘了谁的肖像。这本杂志是诗人兼散文家徐迟在武汉编的；我再也没读到过这么精彩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字。
我跟“上海书店”的“渊源”：有一次突然想起把家里《农业学大寨》之类的政治学习材料拿到那里去“处理”。值得回忆的是：回来的路上让南京路外滩口的警察叔叔把自行车扣了。卖了4元钱，当时可以买3本长篇小说。这类书现在可能算“文革收藏”。
当时的福州路上海书店我记得分古籍部和外文部。我在外文部见过《勃朗宁诗集》旧版，书店索价5元，相当于奢侈品了。
我跟上海书店的缘分还有：当时鲁迅的杂感集很便宜，1角一本。我考上山东大学前去那里买了一摞。
其实，这时候，家里是有一些日后觉得属于好书的东西。比如石印本的《聊斋》和早期作家版的《红楼梦》。当然还有一些类似《收获》的苏联小说中文本。
倒是大学四年在济南没有淘到多少书，虽然也经常去齐鲁书社旧书店。济南的印象是早饭的肉饼地道，老校门口的邮贩子手里“猴票”很多，80毛钱一枚，十倍于面值8分。
老校的修道院没有原来味道足，那曾经是女生宿舍。男生宿舍在墙外的老农学院。如今那里车水马龙，遍地餐馆了，不再需要拿粮票去换葵花子嗑了。昔日打开水的“水票”谁还有，请卖给我，我收藏。
我背着破铺盖卷到北京建内大街5号报到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单位周围有那么多“中国书店”。那时东单有，东安（东风）市场也有。灯市口离梁实秋在京“雅舍”不远的中国书店是我买外文书的“发源”店。我迄今保留的牛津“小蓝皮”百来本基本上都是那里买的。我怀念当年里屋的小火炉。现在都不能想象在书店里放火炉。多少年后，我的许多宝贝书仍然得自这个书店。
我在潘家园、报国寺等处买书的次数多，奇遇也多。限于篇幅，恐怕得日后再“回忆”了。还有就是在地坛历届书市所得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