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四

      每个在三都生活过的人，相信对夜空都会有很深的印象，因为那时（70年代初期），仰望星空是夏夜唯一的消遣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家家都把床板搬出来架在条凳上，没有雾霾、没有近视眼，可以恣意的指指点点。最先记住的是大熊星座，还有牛郎星。有时能看见移动的光点，一般的说法是人造卫星，还播着东方红的乐曲。讲鬼故事的时候最需要的东西是毛巾毯，似乎只要裹上就安全了很多。即使是盛夏时节，夜晚也会有露水，总是在很困的时候被弄回家。乘凉，在城市里那可是奢求，而那时夜夜如此，母亲闲下来后会拿着蒲扇在边上赶着蚊虫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，安静时可以听到山下的海浪，更有海风摇树的哗哗声，那一刻真的是幸福的。
      40年后的今天，我仍清晰地记得，曾经有一个闪亮的物体从天空滑过，似乎由晶体组成，有人说是彗星，第一次听到扫帚星这个说法；巨大的气球会飘进海湾，高炮部队此时发挥了作用，开炮的巨响响彻天空，空中爆炸后的炮弹似朵朵礼花，战士和民兵全体出动奔向被击落的气球，警卫班养的狗狗肯定会跟着一起跑，热闹极了。总有一些人可以捷足先登，除了传单以外还有很多食品和生活用品往往落入他们手中。蹲在带回的气球边上，看啊看，发现有一个白色塑料的滴水装置，据说可以控制气球开启时间，让三民主义的思想从天而降，从福建前线到胶东半岛，都会有这类气球飘落。

龙四

      70年代，说以食为天真的不为过，它始终占据着少年记忆中最重要的位置。很想写写能联系上友情之类的小段子，但脑子里却总是不断的转到这上面来，干脆认真回想一下，做个了断吧。生活用品除了自家种、养的都得下山买，供应站门口是个自发的菜场，小鱼小虾之类每天都有，据说“我妈一个个你妈烂圾圾”的故事就从菜场里来的。小女孩可能会跟着妈妈去逛菜场，我们是不屑去的。买大米才是男生该干的，大一点的孩子可以扛个三四十斤，我只能背20斤，多了母亲也不让背怕压坏了。吃不到油条的三都岛却可以吃到正宗的烤面包，记得是2毛多一个，服务社边上有个面包房，大概先要保证支队首长吧，有时买得到有时买不到，两个上海师傅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有次去的早了就见他们在打鸡蛋，整桶的鸡蛋哦。烤炉很高大，黑乎乎的，里面放着灯泡，我还以为就那么烤的。刚出炉的面包香味弥漫，就那么飘着飘着，越过了时空，这头是一只北美面包机，但它永远也烤不出那个香味。隔夜的面包切成一片一片，蒸一下抹上猪油，有时还有鸡蛋……豆腐坊有两处，一在东（中学方向），一在西（面朝海1号楼右边，具体位置记不清了），西面那个规模大，兼做酱油，职工都是些部队家属，大姐二姐三姐的叫，真像一个大家庭。买豆腐得先买票再排队，增多粥少，空手而归的概率还是很高的。豆腐做的很结实，掉在地上还能捡起来。买酱油一般会把空桶系在腰带里，空出两手利于和小伙伴们的一路打闹。买盐是一件大事，不是去店里买一斤两斤，是去盐场。前几天网上搜到叫新塘盐场，然后根据hh兄弟的指点确认了方位，从地图上看要横穿半个岛。难怪觉得盐场那么遥远，早晨出发要午后才能回，带上一点吃的，有些春游秋游的味道，那是我在三都走得最远的路。盐场看上去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一片片盐田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，无边无际。买回的盐放在缸里，用到最后盐又变成了水。外来了的物资都是由班船运来的，不是随时都有，比如西瓜、苹果、龙眼之类，好像都是集体购买然后分配，有次放学回家看见两个巨大的红苹果，就那么一直放着，记住了形而忘了味。以现在的价值来看，当年岛上最珍贵的食物应该是野生大黄鱼了，每年春节都会供应特别大的，那个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好吃，就是肉比带鱼多而已。螃蟹主要是梭子蟹，青蟹也有但贵，不常买，最大的钳子掏空了甚至带回了老家。对虾也是很珍贵的，有的战士存了钱就买一点，晒干寄回家乡，为了防止偷吃，一般都在屋顶上晾晒。秋冬时节，村民在地瓜地里搭好架子搁上长长的匾，边挖边洗，然后刨成丝晾晒，洗丝的大木桶会沉淀下厚厚的一层淀粉。晒干的地瓜丝磨成粉，制成窝窝头，有时的忆苦思甜饭就吃这个，我们一致说从前也不是那么苦么。按今天的说法，当年我真的是个小吃货，往事里总离不开舌尖。好了，到此真的打住，即使想起更好的也不说了。

2013-11-14 12:37

龙四

回复 40# qzw2011


    放茅台之类的事我都没听说过。很多细节跟你的说法得到了印证，

龙四

回复 44# 三都岛


    是不是面包房搬家了？原来不在这里的。或者有2个面包房？

龙四

      1976年发生了2件对我而言十分重大的事情。一是毛泽东逝世，那天下午跟父亲从飞鸾回三都，礁头已没有班船，找了条小舢板，海面非常平静，只听见吱嘎吱嘎摇橹的声音和它带起的水花声，船夫的大脚黑黝黝的，在船板上一踩一踩很有节奏感，经年累月的反复，木板已凹陷现出一个脚的形状，我就那么一直看着……快到三都码头时，高音喇叭传出的哀乐清晰可闻，又谁死了？听明白之后的第一感觉是，那不可能！没上学就开始喊万岁，喊了那么多年早就把他当成了神。记住了船夫的脚却忘了怎么到的家，一进门就见二姐伏在缝纫机上痛哭，那天母亲前后脚也回来了，看见二姐在哭，骂了句：倒萨匹！（跟老蒋的娘希匹同一个匹字，傻瓜的意思）这一骂，立马把神坛上的神替我拽下来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不然真不知道那天我该是什么表情度过。也许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。
      第二件事，我上中学了。学校全称是宁德第三中学，在小学东面数里外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坡上，一幢全部由石块磊建的三层建筑，初一到高二按楼层从低到高，我们班的教室在1楼最西侧，边上还有个小柴房。同班同学大多是从小学一块儿升上来的，但有几个没继续上，都是地方上的孩子。这个时候，男孩越来越疯魔，女孩越来越安静，造反有理的余音仍在我们的大脑里回响着，又出来个张铁生，一个个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谁跟老师作对谁牛B，记得有次新来了个老师，陈勇没认真听课，他走过去批评陈，不知怎么把铅笔盒弄到了地上，陈义正词严地要求老师把铅笔盒捡起来，结果是这个老师走开了，没继续批评也没捡笔盒，我们一致认为陈勇胜利了。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看这个老师不顺眼，老跟他作对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老师太紧张太严肃了，不过关于那个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，确实很容易把人弄成神经病的。教室的内墙有层沙灰然后粉白，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墙上出现了破损，沙灰很容易就能抠下一块，于是课堂上经常泥块横飞，甚至都不敢上黑板前答题，因为那时背对着大家，泥块纷纷砸到黑板上方，粉碎后沙泥就落满头，最麻烦的是从脖颈处落进内衣，发展到后来连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都有泥块飞到他的头上去。没过多久，教室一圈只要手能够到的地方，白色全无，沙灰全无，露出了的全是粗糙的石头。再说说窗户吧，刚去上学的时候应该是有玻璃的，也许是关窗不及时或台风天没有做保护，后来一片玻璃都没了，没了玻璃的窗那就不是窗户了，成了可以拆卸、可以燃烧的材料，某个暑假过后，窗户变成了窗洞，对于精力充沛的半大小子来说，跳窗也成了一个时尚的行为，特别是座位靠窗的，进出教室基本不走门。被老师点名批评不接受的话，也是穿窗而去。到初二的时候，我开始钓鱼，经常背着鱼竿去上学，有的时候趁老师转身的时候就从桌下抽出鱼竿跳窗出去，次数不多，也没受到惩罚。后来我也当了老师，哪里会不知道学生逃课？但在那个大背景下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的清净。我们班的洪海华，大头，比较好学，但教室里没法看书，有次考试前他只好爬到一棵树上去看书，结果被发现了，男生们几乎是一致的叫他下来，不下来就用石块扔他。有一点还好，我们不欺负女老师，记得教我们历史的是个女老师，姓叶吧，考试的时候生怕不及格，那个着急啊，又不敢偷看，后来也没法偷看，因为旁边的人都交卷了。上了中学，自然就不再是红小兵了，但参加红卫兵又不够格，这下子政治上没了认同，也导致了我们的放纵，既然考试可以交白卷，又不需要向某个组织靠拢，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于是浑浑噩噩，于是昏天黑地，下课就打闹，上课就盼下课，放学后最刺激的游戏，是分成两拨扔泥块，地瓜收了以后不缺弹药，急了摸到石头也会扔出去，鼻青脸肿回家的自认倒霉吧。就这么混了2年，初中毕业了，还发了张毕业证书。回到浙江，想想高中是肯定跟不上了，那就留级吧，摸底考试语数外三门加起来还不到100分，被当场奚落了一通，还想上初二啊，初一能跟上就不错了！

龙四

回复 46# sandudao


      岛主总能以非常的词汇和视角来评价我所描述的事情，这样的旁观者真的很给力。

龙四

回复 47# 海岛小朋友。


    在写这些回忆的时候，总觉得不能写得很到位，总以为缺了些什么，但既然码了这么多就懒得再去动了，精彩，实在算不上啊，多谢小朋友的关注和鼓励。

    关于年代的影响，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谁也说不清的事情，经历了乱世的60年代生人，心中的神早已倒下，但对理想的期盼却从未停止过。那年6月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热血呐喊的大多数是我的同龄人，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。你说得对，哪个好哪个不好真不好说呢。

龙四

楼上的说到毕业照，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我好像都就没照过毕业照，即使有2张初中毕业证书，高中我们班分两批毕业，我也没照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就都错过了呢？

龙四

回楼上学长，我是78年初中毕业的。

龙四

      我们有门课叫学农，在学校后山的荒坡上，砍灌木、挖树根，弄出了几块地，种的是茶叶吗？忘了。最不愿干的就是施肥，每人一担，不论肥种，平常不挑担子，即使是空框子也不习惯。为了省点力气，不少人挑的是草木灰，风大，挑到山上往往已经吹走了一半，就那样还觉得累人，不如让我抡锄头开荒。大约在施肥两次后就没再持续，最后的结果是野草又长满了坡，掩盖了开垦的痕迹。
      我到三都的时候海堤已经建好，海堤内侧挖了很多水塘用来蓄淡水，估计主要是为了改良土壤，基本都是长条形的，不知为啥管那叫“港”，钓鱼都是在“港”里。岛上有一批老工人，我们认为他们全都来自上海，一年到头都穿着工作服，他们钓鱼一般是每人4-5根竿子，并排摆在面前。我的浮标是用鸭毛剪成小段，鱼线从中间穿过去连成一串，这最早应该是从钓鱼老头那里学来的。我和景明曾一块儿钓过，两人一根竿子，他采取蹲的姿态并且一直抽着烟，这个画面从那天起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静静的水面、塘边绿绿的草地，一个叼着烟赤着脚的少年。在码头上，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底小鱼争食，从来没见过有人钓，以致三都岛上长大的我从来没有海钓的经验。围垦里面的主要作物有茭白和地瓜，那地瓜带着咸味，当菜比较好。放在今天，贴上“来自深海的微量元素”标签，说不定能卖上很好的价钱。
        每当大潮，海水会漫上岸，甚至能漫上供应站门口的街道，潮水退去一片泥泞。不知是公社还是哪个部队牵的头，铺设水泥路面，这当然是件好事，但每家供应碎石的分摊任务可苦了我们，不仅要花很多时间敲石头（把相对大块点的敲成5厘米见方以下），还要从采石场运到工地上。我家没有正劳力，拉车的活实在无人可以胜任，请了一个战士帮助，一个江苏籍的大个子，他拉我们推，采石场出来有一个下坡，他喊了声你们放手 就往下跑，我一个姐姐大概是担心他刹不住，使劲想拽住，结果是越来越快，被带着重重地摔了个跟斗……   
       海里游泳有一点比较麻烦，上岸得洗澡，为了省事我们有时在港里玩，在我还没学会游泳之前，曾经差点发生意外，水塘边的底部有很陡的斜坡，海泥沾了水是非常滑溜的，我本来打算在边上玩，没站稳，一下子滑到深处，拼命拍打挣扎，忘了是谁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上来，这可是真正意义上救命恩人，没记住他真是没心没肺。意外是随时都会发生的，一到夏天我母亲就盯我的梢，怎么盯得住呢？太阳落山后的码头，成了小伙子们的竞技场，特别是潮水合适的时候，码头就是一个完美的跳台，燕子式、镰刀式……那些大哥哥们实在潇洒，我偶尔凑热闹挑个冰棍，爬上岸时见母亲站在人群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只好灰溜溜跟回去。三都的沙滩很少，基本都是滩涂，八营战士训练游泳是在岛的西面，得走好长一段山路，我开始学游泳就是跟着他们去的，一般都是父亲带着，几次折腾下来不得要领，大脚趾还被海蛎子割出好几道很深的口子，用了草帽上的带子扎了才止住血。军用码头附近有一片很窄的沙滩，有时会在这里玩，忘了是哪一年，遇到周波，他当时已经会游了，于是当了我的教练，按他的办法试了几次，竟然就会了。我们的友谊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，我成了他家的常客，周妈妈在军人服务社上班，总是那么和蔼可亲。离开三都后我们还保持着通信，一直到工作后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，才无暇回顾那些个纯真的岁月。今年通过多方打听拿到了他的电话，说是在北京，移民已经办好了，马上就要去加拿大。按照小说里的情节，我们一定会相见的，可是现实中，我不会专程飞一趟北京，他也不可能跑到浙江来看我，即使相见，30多年的阻隔足以让我们成为两位仅是初见的朋友，那又何必？相见不如怀念，一点都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