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发生了2件对我而言十分重大的事情。一是毛泽东逝世，那天下午跟父亲从飞鸾回三都，礁头已没有班船，找了条小舢板，海面非常平静，只听见吱嘎吱嘎摇橹的声音和它带起的水花声，船夫的大脚黑黝黝的，在船板上一踩一踩很有节奏感，经年累月的反复，木板已凹陷现出一个脚的形状，我就那么一直看着……快到三都码头时，高音喇叭传出的哀乐清晰可闻，又谁死了？听明白之后的第一感觉是，那不可能！没上学就开始喊万岁，喊了那么多年早就把他当成了神。记住了船夫的脚却忘了怎么到的家，一进门就见二姐伏在缝纫机上痛哭，那天母亲前后脚也回来了，看见二姐在哭，骂了句：倒萨匹！（跟老蒋的娘希匹同一个匹字，傻瓜的意思）这一骂，立马把神坛上的神替我拽下来了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不然真不知道那天我该是什么表情度过。也许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。
第二件事，我上中学了。学校全称是宁德第三中学，在小学东面数里外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坡上，一幢全部由石块磊建的三层建筑，初一到高二按楼层从低到高，我们班的教室在1楼最西侧，边上还有个小柴房。同班同学大多是从小学一块儿升上来的，但有几个没继续上，都是地方上的孩子。这个时候，男孩越来越疯魔，女孩越来越安静，造反有理的余音仍在我们的大脑里回响着，又出来个张铁生，一个个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谁跟老师作对谁牛B，记得有次新来了个老师，陈勇没认真听课，他走过去批评陈，不知怎么把铅笔盒弄到了地上，陈义正词严地要求老师把铅笔盒捡起来，结果是这个老师走开了，没继续批评也没捡笔盒，我们一致认为陈勇胜利了。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看这个老师不顺眼，老跟他作对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老师太紧张太严肃了，不过关于那个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，确实很容易把人弄成神经病的。教室的内墙有层沙灰然后粉白，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墙上出现了破损，沙灰很容易就能抠下一块，于是课堂上经常泥块横飞，甚至都不敢上黑板前答题，因为那时背对着大家，泥块纷纷砸到黑板上方，粉碎后沙泥就落满头，最麻烦的是从脖颈处落进内衣，发展到后来连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都有泥块飞到他的头上去。没过多久，教室一圈只要手能够到的地方，白色全无，沙灰全无，露出了的全是粗糙的石头。再说说窗户吧，刚去上学的时候应该是有玻璃的，也许是关窗不及时或台风天没有做保护，后来一片玻璃都没了，没了玻璃的窗那就不是窗户了，成了可以拆卸、可以燃烧的材料，某个暑假过后，窗户变成了窗洞，对于精力充沛的半大小子来说，跳窗也成了一个时尚的行为，特别是座位靠窗的，进出教室基本不走门。被老师点名批评不接受的话，也是穿窗而去。到初二的时候，我开始钓鱼，经常背着鱼竿去上学，有的时候趁老师转身的时候就从桌下抽出鱼竿跳窗出去，次数不多，也没受到惩罚。后来我也当了老师，哪里会不知道学生逃课？但在那个大背景下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的清净。我们班的洪海华，大头，比较好学，但教室里没法看书，有次考试前他只好爬到一棵树上去看书，结果被发现了，男生们几乎是一致的叫他下来，不下来就用石块扔他。有一点还好，我们不欺负女老师，记得教我们历史的是个女老师，姓叶吧，考试的时候生怕不及格，那个着急啊，又不敢偷看，后来也没法偷看，因为旁边的人都交卷了。上了中学，自然就不再是红小兵了，但参加红卫兵又不够格，这下子政治上没了认同，也导致了我们的放纵，既然考试可以交白卷，又不需要向某个组织靠拢，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于是浑浑噩噩，于是昏天黑地，下课就打闹，上课就盼下课，放学后最刺激的游戏，是分成两拨扔泥块，地瓜收了以后不缺弹药，急了摸到石头也会扔出去，鼻青脸肿回家的自认倒霉吧。就这么混了2年，初中毕业了，还发了张毕业证书。回到浙江，想想高中是肯定跟不上了，那就留级吧，摸底考试语数外三门加起来还不到100分，被当场奚落了一通，还想上初二啊，初一能跟上就不错了！ |
